2020年在青海西宁开会时，与程越同志谈起前一年春（2019年春）在北京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和姚大力、刘迎胜一同去蔡美彪先生家看望他的情况。我说，以前我们到北京拜访蔡先生，都是到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蔡先生的办公室，只记得有两叁次为了什么急事，从南京乘夜车到北京，一大早到蔡先生家，问蔡先生和蔡师母好，在客厅小坐，事情办完即离开。这次到蔡先生家，蔡先生心情好，领我们到他书房，他坐在书桌前，问了我们近来的情况，虽然时间不长，但蔡先生的有些话还是让我们很有感慨。不过那天我们心情并不好，因为师母在时，他们老两口不请阿姨，日常生活都是自己忙。师母去世后，蔡先生仍然是自己照顾自己。最近几年，他力不从心，行动不大方便了，不仅过去几十年每天都去的办公室不怎么去了，而且日常生活杂事料理起来也不大方便了。当时，住家大楼里管电梯的师傅，受托代为照顾蔡先生，帮忙做做饭，晚上陪他就寝。我当时很心酸。蔡先生和我们元史学界老先生们一样，大都一辈子节俭，不请阿姨，自己做家务，直到做不动。我和程越说，从我自己父母的情况看，请住家保姆照顾，老人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提升。我们商量，程越回北京后去动员蔡先生一定要请住家保姆，如果北京找不到合适的，我在南京想办法。我们希望有比较好的生活起居安排，能够让老先生的学术生命更加延长，我们还可以当面请教。可惜不久蔡先生去世了！我们想如同照顾父母那样协助蔡先生安排生活起居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我第一次和蔡美彪先生有较深接触，是1989年10月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请他担任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在我之前，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博士生姚大力和刘迎胜在韩儒林先生去世后，相继转由翁独健先生指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是在北京进行的。所以，我在陈得芝老师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的答辩，是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举行的第一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当时心情很紧张，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答辩过程的详细情况，但依然记得蔡先生安慰我，让我不要过于紧张，而且对我能够使用域外文献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能够使用当时很少的电脑打印排版出比较整齐的论文给予赞扬，同时记忆最深的是蔡先生对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提出了重要意见。我当时提交答辩的论文题目是《突厥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讨论的是回鹘西迁前后诸多部族在天山地区的活动。蔡先生认为，这里的“突厥诸部”应该作“突厥语诸部”。虽然蔡先生当时提出的理由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一字之差的改动，不仅使我正式提交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更为准确，而且我以后都使用“突厥语”部族/民族这样的措辞，谈论西迁天山地区，西迁中亚、西亚、小亚，甚至更远的操“突厥语”的人群。同时，这也是当今学术界认为学理上比较合适的措辞，因为“突厥”一般指在漠北建立汗国的部族（包括东西突厥等）。这一时期之后，操突厥语的部族纷纷西迁中亚、西亚，中古阿拉伯—波斯文献中虽然将他们称为“突厥”，但与漠北时期“突厥”的血缘联系很难找到确切的史料，因此他们是广义概念上的“突厥”，应该称之为“突厥语”部族。这样的措辞不仅符合历史，而且能够从学理上阐释近代“突厥语”民族的构建。正因为如此，当时也在答辩现场的刘正寅教授至今对此仍有很深的记忆。这次答辩之后，我每次到北京拜望蔡先生，都能从他不经意的交谈中听到极具见解的话，心底生出无限敬意。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老学生们都感到蔡先生对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方面，蔡先生对元史研究室最早的两位博士刘迎胜、姚大力非常严格。姚大力在回忆中说，蔡先生是他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知道蔡先生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更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蔡先生透过这种严格，表达了对元史研究室学生的肯定和期盼。这种感情或许是因为元史研究室学生的成长，特别是刘迎胜和姚大力，映射出蔡先生的两种学术风格。一是他对历史细节的追寻。例如，他对元代白话碑的辑录、考证、辨析，他对八思巴字文献的释读，他的辽金元各种专题的研究，都透出20世纪中国蒙古—元朝史和边疆、民族史研究在传统国学的基础上，“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新潮流。二是他继续范文澜先生的事业，主持《中国通史》的编写，不仅是对洋洋数百万字都通读细改，而且从历史的通览上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蔡先生对姚大力和刘迎胜的学术研究一方面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有非常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姚大力带有理论思辨特色的博士学位论文，他有非常严格的评价。也正是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姚大力和刘迎胜成长为杰出的学者。他主持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也要求我在讨论8—10世纪的天山地区时，注意之后的历史发展。
蔡先生深厚的细部考证、辨析功夫和宏大视野，经常在不经意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一次我到北京出差，照例到蔡先生的办公室看望他。其间，我谈起写博士学位论文时读敦煌文书，注意到敦煌文书反映出敦煌社会的日常生活。我又谈到后来读元杂剧，又从元杂剧看到元代的社会生活。蔡先生对戏曲史深有研究，各种相关成果都收在他的《辽金元史考索》一书中，反映出先生的丰富知识和独到眼光。所以，当我说起元杂剧时，蔡先生说还要注意和其他朝代相比，比如明代的市井文学，到了明代，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而江南的商业活动频繁，市民阶层兴起，更是特色；市井文学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从商贾活动到家庭纠纷，再到个人情感世界，都有不少描写，而且语言通俗易懂，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学的乐趣。虽然对当时蔡先生所说的话，只能有这些大致的回忆，但他在不经意中表达的对长时段历史的关注，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自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后，关注点就在西域，大多注重一些非常具体的地理、历史、部族的细节考证和研究。蔡先生一方面鼓励我们继续做细部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从长时段的历史看问题。
今天，当我们浏览《中国通史》、细读《元代白话碑集录》和《辽金元史考索》中的文章时，总能感受到蔡先生的慈祥和他的不寻常眼光。
（作者系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