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前辈学者。蔡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四个年头了，现在回忆起聆听蔡先生教诲的一些往事，仍然倍感亲切，总能让人生发出新的启迪与动力，更能体悟蔡先生治学的严谨求实、学问的博大精深与人格的崇高伟岸。
学元史有幸结识并受惠于蔡先生
1990年9月，我顺利考取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博士生，得以在陈得芝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从事元代西藏历史研究。认真研读元史界前辈学者的着作是叁年学期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蔡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合着）等，无疑是我的案头必备着作，虽然未能悉数领会，但也从中获得了诸多的教益。元史学界前辈们还有一个十分优良的学术氛围，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语言素养，精湛的学术造诣，而且又能在学术层面相互切磋、相互欣赏，保持深厚友谊，让我等后学受惠良多，而蔡先生则是陈得芝老师经常提到的典范学者之一。
时间在不经意中来到了1993年夏天毕业季。陈老师首先确定邀请蔡先生担任我们的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但是蔡先生因为要照顾夫人无法离京，却欣然接受为我们审阅论文的邀请。后来，蔡先生的认可和推荐意见也让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在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蔡先生崇高的精神追求
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我与蔡先生见面的机会多了，向蔡先生请教也更加频繁。那时，我正在探索元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的各项制度，围绕皇帝圣旨、帝师法旨，特别是帝师的出现时间，以及汉藏文献有关帝师记载的差异等问题，经常聆听蔡先生的教诲。有时通过近代史研究所转接电话联系，有时通过参加中国元史研究会的间隙交流，还有书信往来。蔡先生每有大作刊出，都会签名赠送，或者寄赠抽印本，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动。我收藏他增订新出的几部着作，基本是蔡先生赠送的。最后一次去他办公室，蔡先生说年龄大了，书已经占了太多的空间，让我们挑选喜欢的书籍带走，我自然知道书籍对一位学者的意味，只拿了一套先生赠送的《中国通史》。有一次聊得过于尽兴，不觉已到中午，我们邀请蔡先生一起出去用餐，蔡先生回应说我们就去食堂用餐，我正试图抢着买单，他说这里不收你的钱，只能用饭卡，你买不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我依然记得蔡先生请我们在近代史研究所食堂吃饺子的情景。
蔡先生平易近人，总是很耐心地解答我所遇到的问题，循循善诱，娓娓道来。蔡先生生活简朴，家里是白粉墙、水泥地，办公室除了书籍，没有更多的摆设，从家里到单位，经常是步行来回，年龄大了则乘坐公交车。他的生活轨迹“叁点一线”，这也正是他笔下的范文澜先生后半学术生涯的真实再现。他曾经调侃自己的学术研究，大都是“服从安排”的结果，主持编写《中国通史》，是完成范文澜先生未竟的事业；研究八思巴字，是追寻罗常培先生的足迹，而编辑《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则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编撰《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同样是组织交给的任务，甚至后来编写《中华史纲》也是如此。蔡先生淡泊名利，既不热衷于自我标榜，也不参与任何评奖，心无旁骛地矢志学术研究，用行动定义了学术的崇高、学者的伟大。
蔡先生任《西藏通史》顾问
2002年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西藏通史》正式启动，我们特别邀请蔡美彪先生作为该项目的顾问之一，为我们指点迷津。这一年的6月25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通史》召开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编撰《西藏通史》的一些原则进行务虚交流。我们课题组邀请了史学界、藏学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西藏通史》的编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也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了某些分歧，其中之一便是《西藏通史》究竟以集学界研究之大成为要务，还是着力于呈现学术创新成果。蔡先生以他五十年编写《中国通史》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一锤定音：他除了强调“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之外，还特别指出，通史是把学术界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明白而准确地告诉给读者，体现的是集学界成熟研究之大成，而不是像写论文那样注重创新，后者必然会引发大家的争论，不能成其为通史。蔡先生的经验成为我们重要的指导原则，为怎么编写《西藏通史》提供了根本原则。
2012年10月的一天，我再次拨通了蔡先生的电话，交谈中注意到蔡先生声音有点哽咽，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丝的悲凉。后来了解到蔡先生夫人刚刚过世不久，他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能让蔡先生从悲痛中走出来，我邀请他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做个讲座，顺便散散心。蔡先生欣然答应了，但是让我不要广而告之，只是和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小范围聊聊天，我尊重了蔡先生的意见。10月25日上午，蔡先生的讲座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层东侧会议室举行，主题是谈治学之道。
蔡先生首先回顾了他与藏学研究及藏研中心的联系。蔡先生说：“这是我第叁次来到藏研中心。第一次是2002年讨论《西藏通史》的问题；第二次是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受陈庆英研究员邀请到藏研中心参观。这是第叁次，感觉很亲切。”接着，他谈到1948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听黄明信先生讲“西藏史”，以及1959年他承担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任务，编辑《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的往事。
蔡先生谈治学之道
蔡先生重点给大家介绍了写文章的方法。蔡先生说：“吕叔湘先生写过一首诗，我很赞赏。这四句诗是：‘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我觉得这四句话很有意义，是我的座右铭。写文章不是为自己服务，是给读者看的。写文章，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有学问，为了评级得奖，也不是为政治、为经济，或者为时髦服务的。而是为读者服务，这个观念特别重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怎么能把文章写好呢？我觉得，第一要义就是少说废话。近年来的学术文章，引材料太多，注释太多。这样的文章就不免流于繁琐或流于浮泛。这好像是近年来的一个现象。过去有一段时期的文章是空话太多，但最近这几年的流弊似乎又是废话太多。”“第二句‘何事苦营八阵图’及以下，也就是说写文章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时尚。1951年，《学习》杂志发表黎澍写的文章《反对故作高深》。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故作高深。其实，如果真深入了，把问题搞清楚，几句话就说清楚了。《中国通史》第四卷唐代的文化是范老写的。儒学部分写了两叁千字，佛学部分写了叁万多字。……实际上，我知道，范老对儒学是最有研究的……所以，写文章时，越是熟练的东西，写得越简明扼要。”
蔡先生称：“这次我写《中华史纲》之前，做了一些调查，包括一些中学生。小孩都爱听故事，喜欢看戏说的历史剧，但不爱听老师讲的历史课。原因是历史课的概念太多，老师又爱考概念，所以学生不爱学。这确实是个问题。”蔡先生举例说，“比如‘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这样的说法，就是近代开始的，之前没有这样的词。……所以，我在书里就直接称为东周时期。再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其实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先后出现的，没有在同一年里并立过”。
蔡先生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各派史学家引进、创造了很多的新概念，应当适当地清理一些概念；同时，很多传统的概念却被忽视，什么是皇帝，什么是谥号，什么是庙号，什么是年号，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所以影视作品甚至史学文章里都出现了错误”。史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等。鸦片战争应该是英国推销鸦片的战争；如果用中英鸦片战争就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是中英为竞销鸦片引发的战争。清代没有南京，只有江宁。如果在清代有人把江宁称为南京，那是犯杀头的罪。因为‘京’是‘都城’的意思，清朝的都城就是‘京师’，民间也叫北京。把江宁称南京，隐含着反清复明的意思。在道光年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条约原文中也没有这样的称呼”。
最后，蔡先生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两个问题。文章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的。应该努力做到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时髦，心里有读者。蔡先生的讲座如醍醐灌顶，让大家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和史学研究方法上手把手的引导，受用终生。
蔡先生以自己独具的天赋，孜孜不倦的追求，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崇高的品格，应该成为我们后辈学者永远效法的典范。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