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文献的时间跨度大致从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延续至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构成了一段跨越近600年的珍贵历史记录，其中频繁出现自称“阐扬三教法师”的记述。如P.4660《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中提到“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真”；P.3720《河西沙门和尚墓志铭并序》亦有“授河西应管内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毗尼藏主赐紫沙门和尚”之记载。其他如P.4660 《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曹公邈真赞》、P.4660《入京进论大德兼管内都僧政赐紫沙门故曹僧政邈真赞》、P.3720《受赐官告文牒》等也有类似记载，足见三教融合思潮在敦煌地区的影响之大。敦煌文献中有大量涉及三教关系的内容，对于补充、互证三教关系传世文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近年来，这些文献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有力地拓展了三教关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敦煌出土文献拓展三教关系研究的广度。敦煌文献关涉三教关系的材料类型多元，包括题记、疑伪经、俗赋、碑刻、变文和俗讲经文、壁画、造像、祭文、史地文献、契约文书等。“题记类”如莫高窟第148窟游人题记：“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七日，儒学生员赵吉叩”；第166窟题记：“武当山太玄道人真阳于今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八到此朝山”；第196窟题记：“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玄门弟子李春云、徐德、僧人七斤子敬叩”，这些材料都真实反映了清代三教人士共祀的场景。“疑伪经类”如S.2051《提谓波利经》吸收儒道思想，反映出南北朝三教思想的互动。“俗赋类”如署名“乡贡进士王敷撰”的《茶酒论》，敦煌出土了六个写本，分别是原卷P.2718、甲卷P.3910、乙卷P.2972、丙卷P2875、丁卷S.5774、戊卷S.4061。这些写本可能是北宋初年的抄本，用拟人的手法，以茶、酒、水相互辩难来论析三教，反映了宋初三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碑刻类”如编号Z1101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该残碑原立于莫高窟第332 窟前室南侧，后藏于敦煌研究院，碑文内容与初唐三教论争中释法琳所作《破邪论》《辩正论》、李师政所作《内德论》均有关联性，因此，对考察唐武德至圣历年间（618—700）三教融会思潮及其在敦煌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变文和俗讲经文类”以说唱结合的方式传播佛教故事和义理，是一种通俗的文学形式，其中融入了儒家伦理和道教思想。如《目连变文》《盂兰盆经讲经文》等通过形象的人物塑造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儒释道三教在民间社会中的传播与融合。此外，敦煌文献中的壁画、造像、祭文、史地文献、契约文书等材料中也有大量关涉三教关系的内容，为考察东晋后期至宋初三教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补充，尤其是对研究三教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及实际运作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视角。
敦煌出土文献拓展了对于叁教关系研究的深度。在叁教关系领域，佛道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敦煌文献《佛图棠所化经》《祝毒经》中记载的感应故事和符咒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大随求陀罗尼咒和观音菩萨千转灭罪陀罗尼等与道教符咒的高相似度等，都为考察早期佛教疑伪经与道教的关系提供了特殊视角。此外，“老子化胡”也是佛道争论的焦点之一，现存敦煌残卷抄本五件《老子化胡经》约成书于南北朝末，是唐宋时流行的《化胡经》传本之一，为《正统道藏》所未收。第一卷抄本二件（厂.1857、笔.2007），存经文一百二十七行。其开首二十行为“魏明帝”所撰《老子化胡经序》，其后百余行为《老子西昇化胡经说》，概述太上老君自殷汤以来历代变化法身，在中国及西域诸国传经授道，教化民众之神话故事，宣扬佛教、道教及摩尼教“叁教混同齐归”。第二卷抄本一件（厂.6963），存经文叁百二十四行，列举“九十六种外道”之名称及其所部鬼神数额，卷末附驱散外道邪鬼之偈文一首。第八卷《受道》抄本一件（笔.3404），存经文二百七十八行，叙述老君在西域诸国讲说教义戒律之事。第十卷《玄歌》抄本一件（笔.2004），存经文二百四十二行，辑录有关老子化胡之诗歌叁十余首。此外，还有英、法所藏敦煌本《化胡经》残卷等。敦煌《化胡经》相关文献是研究佛道二教关系的重要材料，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关注和讨论。如王维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吉冈义丰、福井康顺等对该问题均有较为绵密的研究。
“孝”是叁教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魏晋南北朝叁教互动的全面展开使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佛性论等被纳入孝道思想，促成先秦以来的“孝善一体论”在理论形态上发生变化。作为孝善之“体”的“仁”与“佛性”并立，“善”作为儒家沟通“孝”“仁”的理论媒介被增益了因果报应的内涵。“孝善一体”的理论模式，由先前的“孝—善—仁”结构拓展为“孝—善、因果报应—仁、佛性”。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了回应“有违孝道”的责难，强调对众生的“大孝”，将行孝的范围扩延至佛法僧叁宝。“孝”被增益了“戒”的内涵，呈现“孝戒一体”的理论形态。魏晋以后的行孝形式，在顺、敬、忠等基础上，增加了接引父母解脱、持戒向善、增长智慧等内涵。敦煌相关文献的出土有助于深入考察叁教互动视域下孝道思想在社会上的历史呈现、“二十四孝”的形成、唐宋儒佛在孝道问题上的融通等问题。如厂.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目前所见最早出现“二十四孝”的文献，呈现出典型的融会儒释的特点，对于讨论《二十四孝》在内容、形式和作用等方面的流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敦煌出土了大量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其中大多涉及叁教关系，如敦煌本《盂兰盆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李陵变文》《双恩记》《目连缘起》《目连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舜子变》《董永词文》《孝子传》《父母恩重赞》《十恩德赞》《孝顺乐》《好住娘》《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天下传孝十二时》《十二时行孝文》《报恩经》《梵网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盂兰盆经》，这些文献都渗透着“忠孝”观念，同样体现出儒佛会通的特征。
“叁教关系”兼具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重性。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叁教关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性视角的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在新时代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具有独特优势。从研究对象来说，外来佛教在叁教互动中逐渐中国化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对于叁教互动进程的细致梳理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叁教关系研究本身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的领域，可以从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切入。敦煌出土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恰为叁教关系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此外，敦煌出土的大量与叁教关系相关的重要文献，与传世文献形成互补，推动了对叁教关系具体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系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